3月30日晚，象山县委组织部第四调研组共走访了泗洲头镇墩岙村陈万山、蒋明友等5户农户，其中村干部1户、村民代表1户、普通群众3户(其中1户是信教家庭，1户是干部亲戚）。走访中，我们侧重了解村民诉求解决情况、群众对村班子的评价，及村组织的乡情网格管理实效等方面问题。走访后，调研组碰头谈了体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感触：  

1、干部是村庄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村民朱至芽讲到，墩岙村的资源条件比较贫乏，集体经济在灵南片相比是落后的，像马岙、苏岙等村都有上百万资金可以运作。应该说，手中无米，唤鸡鸡也不会来。但是墩岙村能在相对缺钱的状况下干出这么多实事漂亮事，成为周边村民纷纷称赞的示范村，靠的还是村干部。村村监会主任黄永新介绍，墩岙村四套班子成员都常住在村里，村里发生一些小事都能第一时间到位解决，村里的小工程项目都能带头帮忙做小工。陈万山告诉我们，墩岙村民风十分淳朴，农活繁忙时节都有互相义务帮忙的乡风。因此，这几年村里搞实事工程，群众在干部带领也都主动出工出力，不计较报酬。从与这些干部群众交谈中，我们感觉到村庄的发展关键在于“领头雁”。村支部书记鲍英钱深谙如何对接好上级支农政策，将政策作为村庄发展的“源头活水”，巧妙克服“手中缺米”难题。他将民主协商、公正公平作为团结带领班子干事的基石，以上任书记的失败作为自己的教训，逐步形成了村一班人跟着干、群众随着走的良好工作氛围。鲍英钱书记的成功经历也充分说明，留住农村精英是推动农村发展的关键，县乡两级党组织必须将村主要干部队伍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并立足长远解决好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  

2、农村离散式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新挑战。从我们走访的5户对象看，5户家庭的青壮劳力都是长期在外创业。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民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这在墩岙村表现得相对明显。与中西部不同，由于青壮劳力都是在外创业挣大钱，村里离散式家庭的经济状况都相对较好。这些家庭虽然表面上看是有漂亮的房子、光鲜的儿子,但在走访交谈中，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苦衷。陈万山家3个儿子两个生活在外地，余下小儿子与父母分家但仍同住一院子，偌大的5间楼房，只留一间20平方让两老人吃住且兼开小店。老陈一直期盼着能突破政策约束，再批给他宅基地。朱至芽一双儿女都在深圳办企业，留下一个患“羊癫疯”的外甥女让71岁的老朱照顾。蒋明友家儿子远在深圳经商，老伴长期卧床不起，加之其本人沉默寡言，家里冷冷清清。黄照永四年前出车祸，如今走路一步三跌，失去了劳动能力，儿子远在重庆创业，家里靠60来岁老伴到处打零工。离散式家庭的状况让我们有三方面的感想：一是离散式家庭使地缘、亲缘关系碎片化，将会逐步削弱传统宗派势力对农村治理的影响力。农村青壮年的大规模持续流动，带来的重要变化是人的个体化、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过去，兄弟之争找父亲、宗内之争找族长，但现在“谁都做不了谁的主”、“谁都做自己的主”。农村治理的空间和手段有待于重新构建。二是青壮年虽然远离家乡，但在农村家庭仍有绝对的话语权。外出创业青年相对获得更多经济收入，对家庭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价值观、见识、判断水平、交往能力都已超越父辈，家庭话语权明显已由老辈向小辈转移。这种变化下，还是用传统伦常、道义、规矩、习俗来处理涉及家庭利益问题，可能不再奏效。三是处理这些离散式家庭问题，应该要更具针对性。比如，在民生小事上应该把他们当做特殊的“孤寡老人”来进行关怀，在涉及利益分配上决不能忽视远方小辈人的想法，应该千方百计征求好、做好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工作。  

3、必须注重“村民说事”制度在民生回应、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在黄照永家，当我们问起“老黄车祸四年了，家里困难向村里讲起过吗？”引起了老黄老伴一肚子的怨言，指责村干部没有主动上门看望、没有为其照顾安排打零工。当我们建议她去参加村民说事会时，她却坦言自己不愿意当着这么多干部说。的确，从“有想法”到“有说法”之间有一个社情舆论酝酿的过程。一开始一些村民对涉及自身利益小事往往是“羞于说”，但慢慢地发展成在邻里好友之间“窃窃私语”。小事不小，如果不能及时处理，都有可能会酝酿成大事。因此，“村民说事”不光要搞好“集中说”、“现场说”，更要注重“上门说”，依托“党员联户”、乡情网格等制度，主动上门问症听取群众诉求，把群众工作送到百姓的家门口，做到百姓的心坎上。  

（供稿：象山县委组织部赴泗洲头镇墩岙村蹲点调研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