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浙江日报刊载《我省多地探索容错免责机制的调査》一文，其中两则实例，让笔者产生一些思考：容错纠错或容错免责该如何把握？干部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  

实例之一，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党委书记陈继瑞与班子成员商定，为开展“五水共治”，改善水产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未经招投标程序直接把养殖水域交由水产村集体承包。为此，陈继瑞被投诉。区纪委调查后认为，陈继瑞的确出于公心，此事又是镇班子集体讨论的，也有利于“五水共治”工作，虽然陈继瑞本人没有提出免责申请，但是越城区纪委根据《容错免责的办法》，未对陈继瑞施以实质性处罚。  

实例之二，绍兴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吴靖谈到，新的环保法实施以后，规定和要求越来越高，一线执法人员力量却很难配套。有些县区一线执法人员只有四五个，要面对上万家企业，被追责问责的风险极高。出台了容错机制，在吴靖看来是“开了一扇门”，让人“看到希望”了。  

第一个实例涉及严守规矩与勤勉工作的关系问题。招投标程序必然会妨碍“五水共治”吗？个人承包就一定会造成水污染吗？这种把守规矩与干亊业相对立的情况表明，有些干部还没有解开“讲规矩就难有作为”这个心结。第二个实例其实是无责与免责的界定问题。四五个执法人员要面对上万家企业还真是力不从心，一旦顾之不及，闹出环境事件，那首先应该被追责的是上级部门，因为没有按照规定配足基层执法力量。无责与免责不可混淆。  

当前，探索容错免责机制有很多“地方版本”，有共性，也各有特色。可仍有人认为不够详细，主张开出各行业的免责淸单，使之包罗万象，这未免过于理想化。其实，对党员干部的错误认定、责任追究是有章可循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有明确规定，这应当成为容错纠错机制的遵循原则。  

严明纪律和规矩，对保障干部创业干事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也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好干部在干好事的时候，会发生失误、造成损失，要追究责任。有的人会因此感到委屈，有抱怨和不理解情绪。原因有两个，一是组织处理不当，这个委屈感，情有可原；二是当事人认识有问题，这种委屈感是自寻烦恼。其中，组织如何处理固然重要，干部自身的觉悟水平也不可不察。  

干部的成长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旳。人们十分崇敬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袖人物和著名将领，却很少在意他们的成长经历。被毛泽东誉为“民族英雄”的王耀南将军曾8次受到撤职处分，开国上将许世友居然上过军事法庭，受到过刑事处罚。那个年代，对干部有错必罚、有功必奖、有才必用是一种常态。这应该是容错的本质所在，也是培养使用干部的基本原则。这个传统仍有现实意义。  

一个干部能否经受住考验、具备坚强的品质，关键在于理想信念。左权将军曾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在太行山上牺牲时还戴着“托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何曾有过抱怨和消沉？相比之下，现在有的地方对干部管理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松，过于迁就，使之养成了骄、娇二气。漠视职责与使命，干工作就要讲条件，患得患失，能上不能下，认奖不认罚。若要降免一个人的职务，就仿佛捅漏了天，要哄劝好一阵子。至于那些乱作为、不作为现象，从根本上讲，还是理想宗旨出了问题。有的干部骄、娇惯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不肯、不会做事情了，滋生出庸懒散浮拖等不良习气。  

关心爱护干部很有必要，问题是怎样做才恰到好处。容错纠错机制要成为想干事、能干事、真干事者的“保护伞”，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的钢筋铁骨来支撑。党员干部是否有过错、是否受到委屈，不能自个说了算，要由群众来评判。再说了，改革发展任务那么繁杂艰巨，党的干部必得在实践中经受风雨，遭受不理解、受点儿委屈又有何妨，没必要把干部宠得娇滴滴、嗲兮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