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增强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上述部署要求饱含着社会性教育的深刻学理。  

我们知道，教育伴随人类及其社会始终，是雕刻人的灵魂、训练人的思维、型塑人的行为的过程，主要有口头说教和动作训练两大方式，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强化。育人强调知行合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行为科学揭示，几乎所有群居性动物内部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分层组织结构，群体性行为指向主要取决于处于顶层的具有影响力的少数“领头雁”。人因喜群性禀赋和寻求协调性（为减少摩擦成本），使得群体内行为选择具有偏好一致性，即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曰“臭味相投”（异味者将被逐出群体）。人类社会的这种行为示范效应，被老百姓俗称为“跟好学好，跟坏学坏，跟阿混学无赖”。  

显然，社会性教育，除宣传大众外，个体性教育的动作训练衍化为群体性的行为引领。就是说，“关键少数”的行为影响乃至决定群体行为。  

我国自古就重视教化民众，并将引领责任托给“能事其事……通古今，辨然否”的士阶层，要求为社会挑起“志于道”的担子。其实，我国早在夏商周上古三代就开始礼化社会，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衰颓，大批贵族退避乡野，推动了礼仪传播和民风引领，其效应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意思是说君子德行像风，百姓德行像草，草随风动。转换语境，就是百姓总跟头面人物学，就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强化这种正向的行为引领尤其显得必要。  

简言之，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物质文明方式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存在的全方位转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快速分化。众所周知，人类及其社会在本源上是由动物进化而来，依赖动植物存续，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生物体成长，先有机体分化，后有枝繁叶茂，包括不同群体或阶层的社会地位变更及新要素生发的社会结构分化（如企业家阶层形成壮大），以及社会子系统的功能专化，表现为类别分化（社会异质性增加）和级别分化（群体间差距拉大）。  

我国延续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社会，在近代西方坚船利炮之下被迫走上艰难的转型之路。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现代化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社会转型日益显现，表现为社会分化加快：一是领域分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行为边界逐渐清晰；二是区域分化，地区间差距拉大；三是阶层分化，生发出诸多新的社会要素；四是组织分化，大量新型组织活跃在社会各领域；五是利益分化；六是观念分化，价值取向趋于多元，个人空间迅速扩展。  

这种分化是在传统社会生长出的现代标志，是现代社会的活力源泉。但是，分化有个度的限制，不能任意疯长，需要适时适度整合，以调适社会分化中产生的矛盾冲突，使各要素能相互顺应，遵守共同规范，形成均衡体系，提高整体机能。这种整合主要包括文化整合、规范整合、意见与信息整合，以及各要素功能整合，实质上是社会寻求新的统一基础。其中，文化整合处于社会控制层序的顶端，起着赋予价值、规范行为、成风化人的作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整合。  

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殷切期望，发挥主流媒体宣传教育社会的领军作用，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声音召唤民众，用奔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旋律凝聚起澎湃力量，构筑起体现核心价值观念的新时期社会价值理性精神。  

同时，通过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在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用他们的共产主义党性觉悟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引领带动群众，这既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更是教育社会的最优路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从“学”开始，从“做”起步，展现共产党员风貌，做出共产党员榜样，勇于担当作为，激扬引领效应，铿锵迈向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