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说事”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格局：

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

本报记者 曾毅

浙江宁波市推行的这项制度，已经形成“以说、商、办、评为核心内容，集民意疏导、科学决策、合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为一体”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走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相融共生的发展新路。

小小医疗站连起干群的心

2017年6月15日晚上，浙江宁波象山县公屿农村“村民说事”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

“韩书记，咱们村什么时候能有个医疗服务站啊，我每次配药都去丹城，麻烦的咯！”70多岁的村民戴望苗提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村干部们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今年4月新一任村级班子任职后，在联户走访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听到了反映。在公屿农村，看病买药的人要么在村里的私人诊所全额付费，要么走出村寻找可以刷农保卡的医疗单位，一个费用高，一个不便利。

“医疗服务站肯定建！”村支书韩文裕当场给村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争取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年初开业。”随后的两个多月，韩文裕带领村干部东奔西跑，开始落实。实在找不出合适地点，他们将目光放在了村办公楼上。村委会原计划设在村文化礼堂里，但由于缺少装修资金一直搁置着，现在他们打算尽快筹措资金将村委会搬迁过去。资金怎么来？大伙儿商量后，一致认为村里几处闲地如果能租赁出去会是笔不小的收入。同时，积极发挥“村民说事”三级联办的优势，拉上街道干部去找县里相关部门积极争取。就这样，装修资金解决了。

寻找合适的医生是另一个难题。韩文裕想要说服自己开诊所的戴汝贤去医疗服务站上班。但这样一来，戴医生一年的收入至少降低三四万元。第一次上门说，戴汝贤没有答应。第二次上门说，60多岁的戴汝贤吐露了心声：“我这年纪了少赚点没关系，这毕竟是造福村子的好事，我主要是怕压力大啊！”韩文裕第三次登门，戴汝贤终于答应了下来。

如今，公屿农村的村民们都在等待着医疗站的开张。

源起：2009年的象山县西周镇

在宁波的乡村，“村民说事”制度就像连心的小桥，沟通着村民的“心事”和干部的“做事”。

已经“8岁”的“村民说事”制度，源于2009年的象山县西周镇。那一年，杰下村有一笔白溪水库引水工程的补偿款引起了村民的猜疑。时任杰下村党支部书记的郑祖法回忆说，那时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在田头或是在屋前窃窃私语，传到最后就成了村干部私吞款项。郑祖法决定召开现场说事会，清楚地展示了每一笔钱的去向，村民的怒气也就全部消散。从那时起，杰下村建立起说事制度，每月定期举行说事会。2010年3月，象山全县推广“村民说事”制度。从“说事”到“办事”、从盆景到风景，近年来这项制度在宁波全市铺开，转化为接地气、惠民生的长效机制。

“村民说事，归根结底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模式。”宁波市委两新工委副书记朱志坚介绍说，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今，在党建引领下推行的“村民说事”制度，已经形成了“以说、商、办、评为核心内容，集民意疏导、科学决策、合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为一体”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走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相融共生的发展新路。

有事敞开说，把事亮出来；党组织牵头议，把计找出来；党组织负责督办，把活干出来；好坏大家评，把谱定出来。宁波的“村民说事”制度在形式上形成了完整的制度链，在内容上成为闭合的效应圈。  

青山环绕、绿水长流，12棵难得的百年老樟树、千年行者岭古道和千亩枫树林点缀其间，杨蓬岙村保持着原始纯粹的田园美景和乡村风光。但由于地处丹西街道最西边，村庄与美景像被窖藏的陈年老酒，远离人们的视线。

2016年7月，陈行祖作为第一书记被派到杨蓬岙村，他到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开会，不干别的，就是说事。村民聚在大樟树下“摆起了长龙”——村里的机耕路走了几十年，到现在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晴天灰尘漫天、雨天泥泞难行；村里没有一个休闲公园，茶余饭后大家没个活动身体、休闲聊天的去处；村里景色这么好，有古老的石头房也有百年的老樟树，开发民宿保证火，城里人就好这一口呢……

村里的“一号工程”——修路很快在“说事会”上定了下来。村里由此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未来发展蓝图和3年发展规划，设想打造雅文化·旅游休闲宜居古村，将村庄包装成慢生活目的地。2016年底，一条总长1.6公里的通村公路建成通车，宽敞的大路直接到了村民家门口，老人笑得合不拢嘴：“这才像干点实事的样子。”紧接着，占地4000平方米的休闲公园建起来了。如今，村里计划修缮象山最老古道——红枫古道，修复阶梯式溪坑流域景观道，并以12棵百年老樟树和千亩红枫林为优势，打造文化长廊、兰花文化园，带动村集体经济。

鹤浦镇大南田村同样通过多次“说事”，确定了改变传统的单一种植结构、探索“反租倒包”新模式的发展思路，变塘地为海塘。经过商议，村里以每亩每年200元的价格将塘地租给村民，然后将租用的393亩塘地统一划分为15个区块，一个区块改造为一个海塘，向社会公开招标承包。如今的大南田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由2009年的8万元跃升到去年的10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也由3000元增长到2万多元。“现在我们裤袋鼓了，村庄也漂亮了，走出去腰板都挺得更直了。”村民黄大爷笑着说。

实现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相得益彰

其实，源自象山的“村民说事”在宁波其他地方都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主题。

在余姚市谢家路村，小板凳上做出了大情怀，创造出了“谢家路样本”。十多年前开始，该村党员干部定期到农户家坐板凳，拉家常。因为妻子闹离婚、2万多元的捕鱼工具被潮水卷走，村民沈水苗一度自暴自弃。谢家路村书记钱建康在“板凳家访”中了解了他的情况。“钱书记帮我找工作、帮我安了家，连跟媳妇和好都是他牵的线。有这样的村干部，日子怎么会没奔头？”沈水苗激动地说。谢家路村有本《阳光》月刊，大到修公路，小到开会发的笔记本，村里每笔支出都会记录在上，每月按时分发到每户村民手里。近年来，谢家路村先后投入资金数亿元，为村民办了数百项实事工程。

“村民说事”制度，让群众和村干部坐到一起，围绕农村建设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对策。去年以来，宁波市共协商确定村级重点项目9649项，其中已开工建设的9153项、正在审批中的496项，落实率达100%。“这项制度既给了基层干部充分锻炼与成长的平台，也对提升村民素质起到了很大的监督与促进作用。”朱志坚介绍，推行“村民说事”制度后，党群关系更加融洽，基层更加和谐，矛盾纠纷逐年减少。

8年来，宁波市一直致力于“村民说事”制度的标准化、长效化、品牌化建设。朱志坚表示，由此，基层党建工作活力持续迸发，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相得益彰、协商民主与决策集中相辅相成、加强党建与推进发展同频共振。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意义

自1982年宪法确认村民自治权利起，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98年、2010年对1988年开始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两次修订至今，村民自治已基本形成一套由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机构等组成的组织体系。从组织框架来看，这套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从基层政治领导机构到村民自治权利主体，再到自治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一应俱全；从村民自治内容来看，在这套组织体系中，村民在理论上可充分享受到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诸方面一系列的自治权利。然而，从村民自治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在实践中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和需要充实的环节，并集中反映在以下这一点上，即如何最大限度、最广泛地让村民直接行使自治民主权利，而不是被少数人所代理，从议事到决策、落实再到监督各环节全方位地落实村民的自治民主权利。

自2009年起始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现今遍及全市农村各地的“村民说事”模式，无疑为农村村民自治体系的良好运转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村民说事”避免了3年一个周期的民主选举间隙期内直接民主处于休眠状态的局限性，“有事没事，大事小事，都能亮出来说一说”，彻底改变了一些地方村民自治由“能人包办”“自治机构包办”的状况，使村民自治成为一个连续的民主过程，从而落实了村民的民主议事权、决策权、监督权。

此外，“村民说事”为提升村民的民主议事能力和政治道德素养开辟了有效的通道。民主及自治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能力和政治道德素养的体现。民主自治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产生出来的。“村民说事”的持续坚持，使村民获得了从不会说、说不好到会说、说得好的能力进步，从不敢说、怯于说到敢于说、勇于说的政治责任心增强的进步，从不善于协商、妥协、调和到善于彼此尊重、相互妥协、共同合作的人际能力的进步。

“村民说事”机制，也彰显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民主的本质在于，个人的事由个人自我作主，公众的事由公众共同决定。在“村民说事”过程中，村民的直接在场，使得每一个村民的意志经过协商、妥协最终都在共同决定中有所体现，充分显示了村庄公共事务依照村民公共意志来决定和实施的自治本质。从而弥补了村民在村庄民主选举中少数派意志“归零”，村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中村民意志被各个自治机构“代理”，而村民却处于缺位状态的缺憾，丰富和充实了村民自治的实质性内容。

概而述之，“村民说事”使得村民自治真的变成了村民自己的活生生的生活实践，村庄事务的决定和解决变成了自己——从个体到公众的直接选择，通过“说事”不仅杜绝了自治过程中自治组织机构疏离，甚至外在于村民意志和生活的趋向，使得自治过程、自治组织机构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并使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和素质得到切实提高，进而生长成为一个个合格的自治主体。

“村民说事”这项村民自治有效运行机制的建立、持续，是与更高阶位的治理主体（县、乡党政机关）的领导、扶持，村级基层党组织的配合、支持分不开的。故而，“村民说事”这项机制的持续发展以及推广普及，依然需要县、乡党政机关的引导、扶持，需要村级基层党组织的配合和支持。

（作者：胡承槐，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